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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敬程开甲!百岁老人的人生感悟

时间:2019-03-12 18:13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

  程开甲,1918年8月出生于江苏吴江,中国科学院院士,物理学家,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,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,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,国家最高科技奖、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、全国科学大会奖获得者。2017年7月28日,主席习签署命令,授予程开甲同志“八一勋章”。

  我最早萌生当科学家的理想是在嘉兴秀州中学。那个时候,我是学校图书馆的常客。

  我喜欢读伽利略、爱因斯坦、詹天佑等中外科学名人的传记,读这些书,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,也增强了责任感和爱国意识。这些科学家执着创新、不倦研究的品格影响了我,他们追求真理、热爱祖国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。从那时起,科学救国的思想在我心里扎了根。

  1937年7月,我如愿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。大学四年,在日军的炮火下,学校先后搬了7个地方,我们也一直跟着辗转流亡。但敌人的狂轰滥炸并不能让我们屈服,房子烧了,我们就搭草棚;敌机来了,我们就躲进溶洞,坚持学习试验。我们相信,今天学的知识,总有一天会用得上。

  经历过浙江大学的跋涉搬迁,我心里没有了往日的惶恐惊慌,反而更加坚定了要用科学去改变国家落后挨打局面的理想。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有句话,让我至今记忆深刻。他说:“一国的强弱盛衰,并非偶然而致,现在世界是技术的世界,是科学的世界,今后应精研科学,充实国力。”此后一生,我一直是照着竺校长的话去做、去奋斗的。

  为科学报国而出国深造一直是我的梦想。大学毕业后,我留在浙大物理系任助教,随着科研事业的起步,这种愿望更加强烈。1946年,经李约瑟博士推荐,我参加了在重庆组织的选派人员出国留学的考试,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,赴英留学,被安排到了爱丁堡大学。

  在爱丁堡的两年,这座城市的和谐静美和国内的炮火战乱形成了鲜明对比,每每想到这些,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愧疚。我决心珍惜机会,刻苦学习,报效国家。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,中国一定会富强起来。

  1948年,我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玻恩教授推荐我担任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,年薪750英镑,这在当时已经很高了。

  第一次领到薪水,我直接就去了商店,想给远在家乡的妻子买一件皮大衣。当我把支票递过去结账时,老板轻蔑地打量我,根本不相信被他瞧不起的黄种人会有钱买得起他的商品。他还给银行打电话查询,直到确认我是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的研究员,他的态度才客气一点。

  当时中国是弱国,我们在国外总被人瞧不起,连你发表论文也被怀疑,他们认为中国人写不出论文。有一次坐电车,听到两个英国人交谈说:“最讨厌奶油面孔的人。”当时车上只有我一个黄种人,我感到非常气愤。

  记得在中学时读过《中国必亡论》一书,当时只有很深的自卑感,没反抗,也不懂怎么样反抗。但这时,我已经是成人了,已经懂得以什么样的方式为自己祖国的强大而尽力了。

  1949年的一件事情,更让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。那是4月的一个晚上,我在看电影纪录片时,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向英舰“紫石英号”开炮的报道,打得“紫石英号”狼狈逃窜。那是我第一次有“出了口恶气”的感觉,走在大街上,腰杆也挺得直直的。

  “紫石英号”事件让我开始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,也是从那天起,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。于是,我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——回国。

  几个英国同学听说后,纷纷来劝我,他们说中国穷、没有饭吃、中国落后等等,极力劝我留在国外。我开始和他们争论,最后我拍着桌子告诉他们:不看今天,要看今后!我感觉那是我在英国四年,作为中国人最理直气壮的一次。

  几十年后,有人问我,对当初的决定怎么想?我也一直在思考,如果我不回国,可能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,但顶多是一个有着外国国籍的科学家。而今天,我很幸福,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,都和祖国的强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作为一个科学家,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祖国最需要的。

  1956年7月,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,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,成为物理系教工党支部发展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党员。那一年,我已经38岁,以这个年龄入党,实在是不年轻了,而我感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

  1960年夏季的一天,南京大学郭影秋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,递给我一张纸条,要我明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到北京报到,具体做什么不知道。

  我没有多问,第二天就动身了。几经辗转,在北京城北郊找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。吴际霖副所长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:“要你来,是搞的!”

  的研制,是国家的最高机密。我知道参加这项工作,必须做到保密、奉献,包括不参加学术会议,不发表学术论文,不出国,与外界断绝联系,不随便与人交往,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,但我想,只要能为中国的搞成功尽一份力,任何困难我都必须克服。

  1962年夏,我国第一颗研制的关键理论和制造技术已取得突破性进展,自行设计的理论方案也接近完成,但爆炸试验工作还没有启动。

  当时领导跟我讲:研究所在第一颗研制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,下一步要进行的爆炸试验的技术准备工作也需要有专人来做。经上级领导研究,由你负责爆炸试验的研究与准备。

  那时,有人劝我:“今天干这个,明天干那个,当心变成万金油,东搞西搞,搞不出什么名堂。”

  我当然清楚自己的优势是在理论研究方面,试验不是我的优势。但我是组织的人,组织上决定要我去搞爆炸试验,我坚决服从。就这样,我又一次转变专业方向,转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。

  核试验事业是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事业,也是一个尖端的事业,没有创新是不行的。

  我们在研制初始阶段所遇到的困难,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象。对于这样的军事绝密,当时的有核国家都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。美国科学家卢森堡夫妇因为泄露了一点机密,被电刑处死;元帅去苏联参观,也只能在厂房、车间外面看看;来中国的苏联顾问更是不念经的“哑巴和尚”。

  那个时候,我们得不到资料,买不来所需的仪器设备,完全靠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自主创新,自己闯出一条路来。

  从1963年第一次进入有着“死亡之海”之称的罗布泊,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,我参与决策和主持了包括我国第一颗、氢弹、增强型、两弹结合、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方式试验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活动。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,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、发展规律,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,研究解决了核试验的许多关键技术难题,满足了不断提高的核试验需求,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、安全论证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。

  最难忘的1964年10月16日,在历经千辛万苦后,中国第一颗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。这一声巨响,不但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,也让所有炎黄子孙扬眉吐气。

  有统计显示,从1945年美国进行首次核试验,到1996年9月通过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》,全世界共进行了2047次核试验。其中,美国进行了1056次,苏联进行了715次,法国进行了210次,中国从1964年到1996年只进行了45次,而我国的技术同样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。有人曾问我:中国核事业发展的经验是什么?我的回答是:开拓创新。

  我从事核试验20多年,在技术上决策主持了30多次各种方式的试验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遇到的新问题很多,但都很好地解决了,诀窍就是创新。只有创新,才有突破,才有发展,才有成功。

  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,走的就是这样一条理论、试验和设计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的自主创新之路。这种研制和试验两者间的有机结合,在国外的核武器发展过程中是相对薄弱的,这也是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“中国特色”。

  1984年,我离开核试验基地,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。由于工作职责的变化,我的科研工作也发生了变化,展开了新一轮的开拓创新。

  2018年10月16日,是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54周年的日子。对54年前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功,我记忆犹新,十分欣慰自己能为国家的强大做点贡献。

  在科学研究领域里,在“两弹一星”的事业中,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,党和人民却给予了我崇高的荣誉,被授予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和“八一勋章”,习主席还亲自为我颁发了“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”证书。

  这些年,经常有人问我对自身价值和追求的看法。我说,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,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,这是我的信念。回国后,我自己一再转行,专业不断重新开始,但我始终愉快服从,因为这是祖国的需要。

  今天,虽然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到科研一线奋战了,但我还是有句话想给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说:“只有国家强盛,才有个人的幸福。”

  今年,我已经整整100岁了。我寄希望于年轻的同志们接过我们老一辈人的“接力棒”,自力更生,奋发有为,为祖国国防现代化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。

  (本文由秦超根据程开甲口述及自传整理,来源:2018年第11期《党建》杂志,原文标题:《我的百岁人生之路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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